市政协召开七届三次常委会议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在当代社会中，刑法基于社会宪治的结构耦合不仅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网络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领域。也许，正是深刻理解了这种吊诡，彻底体悟思想者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精神境界，我们才会对现实社会与法治理想之间的差异多一份理解，并敬畏正义的高度。

宪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构成性(constitution)的社会制度。[7]国家的政治宪法无法将整个社会的集体能量全部捆绑起来。例如，在对骗取贷款罪的认定中，根据宪法财产权保护对犯罪构成中的欺骗手段进行限制解释，从而将那些仅仅侵害了金融政策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就具有合理性。宪法的外部限制最终通过系统内部沟通呈现。总体而言，在对社会宪治的识别，以及对社会子系统自我扩张进行外部限制的过程中，刑法需要通过司法适用的过程，动用国家正式法律体系进行救济。

国家的强制机器(法律与政治)成为社会诸领域治理的兜底，在社会诸领域涅槃重生之后，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借助宪法，政治产生自反效果，有限度、有选择地介入市民社会。但面对的挑战是，大量的纠纷来自基层的公权力或者准公权力， 依仗公权力的私人或者小官僚在面对老百姓时，欺诈、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另一方面，要给地方政府明确的、真正的自主权。政治宪法学同时也是规范宪法学，只不过这个规范和现在的规范宪法学的规范有所不同。这一点我在2016年《学海》上发表的文章《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一文中也表明同样的观点：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笔者认为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 个‘政道的层面上，而非仅仅在‘治术的器物层面上。访谈中，高教授首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2017年国家领导人重提依宪治国的理解：一是现代国家的最高治理形态是依宪治国。

中国现行宪法以人民主权的权力构造奠定其国家理 性意义上的权威，以人民的正当性和革命的历史正义奠定其国家正义意义上的权威，未来当寻求宪法权威的法律拟制，以最终成就一种立宪的国家理性和法治意义上的‘宪法政治。目前，外部冲击最重要的就是高新科技、经济，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观念。

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高谈弘论微信公众号：gaotanhonglun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宪治国 。因此要给地方名实相符的自主权。以后强调依宪治国要给社会更大的空间，给个人更多的权利。一个国家现行的宪法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历史发展演变过来的。

宪法中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定是很开放的，但管制社会的行政类法律是滞后的。每天法院都开庭解决纠纷，社会照样有秩序，这才是有秩序。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遗憾的是，关于这 个中国宪制的发生学，笔者遍翻时下的中国宪法学，却很少看到有深刻而富有内容的检视，倒是一些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著述多有涉及。

在宪法创制过程中， 我也不反对规范研究。促进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性权利、发展性权利、言论和结社等基本权利，这与公民的经济利益、价值诉求息息相关。

无论国家机制如何，有些实际的权力，法律要有明确的赋予，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同时也要规定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重大的权力就与重大的责任承担相匹配，同时有程序可追究、可审议。作为现代中国，从一开始就处于中西激辩过程中。

政治宪法 作者：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最后，高教授从宪法的 三性 ——政治性、历史性和国际性开展对如上重要内容的研究。宪法要给地方真正的权力。现在的恶性循环就在于国家通过特别的机制建立维稳的队伍、产生维稳的经费，那么就形成了维稳机制自身的利益。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中，也是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的分权，要处理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审议民主制度等关系。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常态，也是基本的治国理政方式。

我不反对规范宪法和法律解释学的研究，但宪法学中还有宪法的政治 性这一块。以上三性是我不同于其他宪法学者研究宪法的特点。

有这样一个背景，对中国立宪史研究就有了比较法的视野，而不是关起门来只研究中国的立宪史。依宪治国，要真正把《行政诉讼法》运用起来，这样才会逐渐释放经济社会的活力。

第三，我研究宪法有两个切面，纵切面是时间切面，我要梳理百年中国立法史，横切面是比较宪法学，最近我的研究又开始关注国际法。近些年来， 您一直关注政治宪法学的研究和发展，那么，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2017年我国重新提出依宪治国的背景和意义何在。

在中国不同的变革时期，重申宪法中的某些重要内容， 也是凝聚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使其转化为依宪治国方略的重要方式。如果不通过司法解决，势必会导致群情激愤，若是人们抱团游行造成社会压力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正常的法律诉求反而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一个社会就会放弃司法救济。关于宪法学的前沿性问题，我们要关注当今世界宪法变革的一些新因素， 因为世界与中国发生的科技的、经济的新因素，会对我国宪法产生重大影响。司法要重点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国际性的文章，我有从国际法视野下分析《马关条约》及其所体现的宪制思 想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他的立法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各种机制，大多是作为辅助性的权力构造。

这些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公民个人的权利也很重要，这些都是宪法的内容。以前我们强调国家强大，国家凝聚力作为国家主权的最高体现，随着社会的变革，现在依宪治国更加倾向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保护社会的发展， 国家与社会两分之后社会的发展。

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 是否能够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维护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进而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由此，不由产生一个疑问：  这些问题不是宪法学应该关注的内容吗？不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宪制以及宪 法学理论需要严肃对待的吗？我在研究中国当下的宪法后发现，中国的立宪史与现行的宪法有内在的联系。

但今后要逐渐转化为以宪法为基础调配中央与地方权威性、权力与责任、僵硬性和富有活力的关系，特别是这种关系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不可能离开一个比较宪法的视野。也就是 说，中央有时通过重申宪法中的某些内容，强化宪法中已有的某些内容，未来如何发展我们不得而知，但此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党的重要会议和国家领导人的系列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会进一步强化依宪治国的作用，依此来治理国家。看上去是中央行使的权力，其实是地方各级政府各自为政，也就形成所谓的一收就死，一 放就乱的局面。

这也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1982年《宪 法》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我认为中国近100年以及未来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转化为中国的宪法问题，其中国际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众所周知，您不仅学贯中西，学术理论功底深厚，还能够把握时代趋势，引领学术发展。

外部刺激之后，中国又有一种能力，可以将外部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现在我国宪法的结构与我国社会现实已经不是十分匹配了，宪法应该是社会的晴雨表，宪法与社会匹配，就是一个良好的宪法，就对社会有益。